我妈走的那天，是立秋过后的第三天。床头摆着半坛自家做的辣酱，玻璃罐洗得透亮，盖子拧得紧紧的，好像随时准备有人来取。她临终时攥着我的手，低声说，她这一辈子没啥大遗憾，就是那口酱的手艺没人学走，没人愿意要。我当即跪下哭着保证回去学，妈妈却笑着撇撇嘴，说这手艺不赚钱，也不顶饱。她走后，我把那坛酱抱回家。曹银锁瞥了一眼，说我们家用不着这玩意儿，扔了吧。我没有扔，把坛子藏进柜子最深处，用塑料布包了两层，生怕落了灰。

十年过去，坛子还在，酱早就吃完了。玻璃罐洗净后成了储物罐，装上了黄豆和小米椒。整理遗物时，我翻到她那本记录做酱的牛皮纸笔记，字迹歪歪扭扭，写着火候、时辰与配比。最后一页夹着一张从作业本撕下来的纸条，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六个字：手艺在，人不怕。那是她的字，那页纸有些起皱，像是浸过泪或水。我看着很久，没敢问是谁写的，也没敢去追问写的时间。

儿子曹宇轩结婚时，我真心高兴。媳妇韩曼妮在城里做会计，外表白净，言语斯文。帮新房装修时我忙前忙后，擦玻璃、拖地，连厨房缝隙里的白灰都是我用牙签一点点刮干净。她站门口看了两眼，让我歇着，言下之意是物业会收拾。我只是笑笑。婚后头一年她还算礼貌，第二年起便把家当成自己地盘：叫我妈、叫我爸，但语气里总带着与外人更客套的生疏。我的红烧肉她嫌腻，煲的母鸡汤她说油腻，包的饺子皮又太厚。说话她不爱听，不说她就说我摆脸色。曹银锁说这是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别放在心上，儿子让我别计较，说她工作累有压力。我什么也没说，只能在心里劝自己忍让。我妈在世时常说，做媳妇得多忍忍，退一步可能海阔天空。我就这样忍了十多年。

母亲的忌日是八月十六。那天细雨蒙蒙，一早我就跑到菜市场买了两斤黄豆、半斤小米椒和一块老姜，回家把豆子泡好，米椒一颗颗洗净晾干，灶台擦得干净。我按照她笔记上的步骤，蒸、晾、拌、熬，每一步都尽力做到最好。傍晚时分，酱熬成，飘满了整间屋子的香气。曹银锁闻了闻说，做这玩意儿既费煤又费油。我说第二天送一瓶给宇轩家，他也没多说什么。

第二天我坐了三站公交，怀着小心翼翼的心情把自制酱提到儿子家门口。韩曼妮穿着浅粉色的家居服，头发松松挽着，看到我手里的玻璃瓶，笑着让我进屋。屋里有淡淡的空气清新剂味，茶几上摆着切好的水果，苹果块整齐地码放在玻璃碗里。曹宇轩坐在沙发上，低着头玩手机。韩曼妮接过瓶子在鞋柜上放好，顺手拧开盖子闻了闻，眉头轻皱了下，然后径直走到垃圾桶边，把瓶子往里一松——玻璃瓶在桶里砸出闷响，酱汁顺着垃圾袋流下。她拍拍手，面带笑意，说这种便宜的东西她不吃，而且瓶口也没封好，会招虫子。又补上一句不想伤我感情，超市里什么都有，不必麻烦。我站在门口想说话，但喉咙堵着，嘴唇动了动也发不出声。曹宇轩连头都没抬，房间里只剩冰箱的嗡鸣。我关上门，走到小区门外的长椅上坐了很久，雨点打在肩上。

那一瓶酱，我熬了一整天：黄豆泡了六个小时，米椒一个个掐蒂，锅里用木勺搅拌不知三百回。回到家后，曹银锁在沙发上看电视，头也没转问了一句送到了没。我说送到了，他只是“嗯”了一声。回到房间，我把母亲的笔记再拿出来，翻到最后一页，看见那张写着“手艺在，人不怕”的纸条。想起她一辈子在家做酱，被父亲管束着不让她抛头露面，村里人都知道她的酱出名，可她走的时候家里却连一瓶成品都没有留下。我合上笔记，把它塞回柜子角落，坐在床沿上，望着窗外，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沉重。